“在电影临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冷锋与反派老爹平行躺在地上,其实是表现中国人终于与白种人或者说西方人平起平坐了。这样的影像呈现非常奇怪,似乎只有把我们摆在跟白人对等的位置上,我们才能够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这还是不自信的表现。”孙柏在谈到电影《战狼2》时,指出了其在讲述中国故事时的一大问题。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影像艺术因其兼具“现代化”与“现代性”,可以成为我们探寻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与形象的媒介手段。尤其是作为艺术与商品的共同体的电影,它善于书写历史并在全球进行传播,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4月13日,在“重蹈现实——来自王兵的影像”展览期间,OCAT上海馆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柏举办了一场“影像中的民族国家与历史叙事”的讲座,孙柏从三部中国电影切入,提出了中国电影在讲中国故事上的种种问题。

 

孙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领域:电影、戏剧、大众文化。著有《丑角的复活:对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摆渡的场景:从文学到电影》《<哈姆雷特>的影舞编年》(与戴锦华合著)等。(图片来自网络)


电影的悖论性特征: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属性


电影身上集合了很多悖论性特征,比如艺术性与商业性、创造性与标准化等等。还有一种最基本的悖论性特征,也是孙柏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双重属性。


在整个世界电影史当中,美国电影是最能表现这种悖论性特征的。当我们谈起美国电影的时候,毫无疑问说的是用一种国别电影概念区分的美国电影,但实际上美国电影从兴起之日就要谋求全球的市场,这是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一个内在要求。


在1915和1916年,美国的电影大师大卫·格里菲斯贡献了两部改写电影史的经典——《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这两部影片非常有意识地在银幕上书写美国的历史。当时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原本稳坐世界电影头把交椅的法国,经过了一战的重创,将电影霸主的位置拱手让出,美国开始了一个世纪的对世界电影的统治。


电影《党同伐异》海报


美国电影的统治始终是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方向是从格里菲斯开始,它就缔造了一种象形语言的世界,可以放诸四海皆准,在另一个方向上,是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去谋求世界市场。中国电影市场在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后很长的时间段里,就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巨大影响,甚至是受到其主宰。


在电影生产的全球化时代里,《赤壁》的中国寓言是如何形成的?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电影的生产已经完全是一种后福特式的弹性生产体制,分工和专业协作的程度越来越高。像电影《摩登时代》里面的那种福特式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如今的电影生产呈现一个非常分散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生产方式会对电影呈现有什么影响呢?孙柏举了电影《赤壁》的例子。作为一部典型的全球化生产的电影,《赤壁》的生产方式是如何渗透在影片的创作表达当中的呢?像“赤壁”这样一个历史战争题材的电影,它是如何来构想中国的呢?孙柏从中国故事、亚洲制作和全球市场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电影《赤壁》的海报


《赤壁》讲述的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这是一个让所有华人甚至是日韩国家的人都具有文化认同感的中国故事,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寓言。


《赤壁》是由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制作的,因此它主要是从港台、海外华人及日韩的视角来叙事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三国故事,都会以曹魏或蜀汉为主角,而《赤壁》却把它的重心放在东吴上。孙柏认为,这样一种改编,是非常适合这部影片的,它隐含的表达与某种意识形态性的内容密切相关,它实际上是站在港台、海外华人以及日韩的立场上去推想中国,去表达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别是站在港台同胞及海外华人的立场上来呈现,他们想要去接近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希望和什么样的中国交往?


这些政治表达主要体现在对演员和角色的配置上。在主角东吴的阵营里面,演员都是梁朝伟、张震、林志玲这样的港台一线明星,饰演的角色显得优雅洒脱,而且富于情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蜀汉阵营里只有刘备、赵云和诸葛亮的扮演者是大众能认出的明星,而曹魏阵营里担任主要角色的著名演员只有一个张丰毅。


另外,在《赤壁》的画面里,只有曹操一个人会站在银幕的正中央,只有他一个人能被看清楚,而周围的其他人都是模糊的。这样的画面所呈现出的曹操是一个绝对权力的掌控者,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军事威权主义的代表性形象。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就是东吴面临的一个选择,即是跟军事威权主义的曹操联手或者向他投降,还是和一个亲民爱民的、但是土得掉渣儿的蜀汉联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性表达,它把所有华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理想,投射在了赤壁鏖兵这样一个经典的历史故事上。


事实上,这部影片在当时引起热议,并不是因为其电影艺术,而是因为在十年以前,它的投资和市场回报都是天文数字,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历史新高。《赤壁》的总投资是6亿人民币,而回收是两倍——12亿人民币左右。非常有趣的是,在这笔巨额投资背后,集合了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十一家公司共同制作,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所有的投资中,占比最大的是日本的一家公司,占比40%。于是我们可以在这部影片中并无意外地看到,配乐创作是一个日本音乐人——岩代太郎,主题歌的演唱者阿兰也是签约在这家日本公司的歌手。更有趣的是,电影中有个让人稍有出戏的角色“甘兴”是特别设置的,由日本演员中村狮童饰演,这是与日本投资方协议的条款之一。


通过以上对《赤壁》的分析,孙柏认为中国形象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既存的事实,它是被不同主体发出的话语相互纠缠、争夺,也相互妥协、协商,共同打造出来的。特别是涉及港台同胞及海外华人的立场时,文化一致性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裂缝更加清晰,这两者之间存在既相亲近、又保持某种间距的关系。因此我们再去想象中国的时候,前提是要明白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去讲述中国的故事。


《战狼2》和《流浪地球》:美国如何表现在中国电影内部?


“我想通过《战狼2》和《流浪地球》的例子去集中说明,美国在中国电影的内部”,孙柏的话一出,观众中马上出现了疑问——《战狼2》这样的电影有美国什么事?不是我们打败了美国吗?孙柏回应道,这恰恰是美国在中国电影内部的一种表现。


《战狼2》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毫无疑问这样巨大的社会感召力是由于它所唤起的民族和爱国热情,这一点无可厚非。但非常有趣的是,当我们细读这部影片后,会发现美国在这部影片中始终在场。

 

电影《战狼2》海报


例如在冷锋受到重武器压制的危难时刻,躲在地下室的工厂员工中有一位黑人老大妈唱起了一首煽情的歌曲,而这首歌就是《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孙柏介绍说,这首歌可以称为美国的“第三国歌”。后来这首歌经过多次改写,变成宣扬美国军人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首歌曲。


另一个例子是,当冷锋和反派老爹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华裔血统的美国女主角喊了一句“别打了”。“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影视剧当中的类似情节,一个女孩说‘别打了’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男朋友在跟自己的哥哥打架。”孙柏的比喻使台下观众心领神会地笑了,这个情节其实暗喻了中美之间既相亲近又相远离的关系。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情节设置,就是在双方打到最后的时候,老爹完全压制冷锋,眼看着就快要打赢了。老爹对冷锋说:“世界上只分强者和弱者,你们这种劣等民族就只配做弱者”。这句话彻底地刺激了冷锋,使他暴怒之下反身把老爹压在身下,杀死了老爹。之后,他愤怒而坚定地说了一句话,“那是以前”。“这个表达非常奇怪”,孙柏调侃道,“有点像霍元甲电影里的台词”。中国经历了许多如抗美援朝的历史事件,早已经不是任人欺侮的状态,而此处冷锋咬牙切齿地说“那是以前”,就好像他不知道这些历史似的。


最重要的是电影临近尾声的画面——冷锋与反派老爹平行躺在地上,其实是表现中国人终于与白种人或者说西方人平起平坐了。这样的影像呈现非常奇怪,似乎只有把我们摆在跟白人对等的位置上,我们才能够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这还是不自信的表现。


与《战狼2》类似的还有《流浪地球》。在电影《流浪地球》的故事中,虽然几乎看不到美国元素,只是有一个美国国旗被尘埃掩埋的镜头,但整部影片的制作都非常美国化,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科幻电影,全面地向美国科幻电影看齐。所以《流浪地球》在形式和内容层面是完全背离的,或者说它呈现出一种非常“拧巴”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其实一直在中国电影内部,美国电影的叙事模式和生产制作等等都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电影如何真正用中国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还需要探索。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实习记者 李颖

编辑:沈河西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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